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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古佚文獻的出土並不始於近四十年，但近四十年來地下古文獻的相繼出土與面世，卻為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研究揭開了新頁，開拓了新領域。

壹、近三十年出土儒道古佚文獻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與貢獻

對中國思想文獻的研究者而言，一九七三、一九九三、一九九四年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代，繼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縣銀雀山兩座漢墓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孫臏兵法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六韜》

等大量古兵書，與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辛追夫人不腐遺體及殉葬物的先後出土，一九七三年，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前所未有的大量帛書古佚文獻，與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中的竹簡《文子》相繼出土。這不但是中國考古學上的盛事，更是中國學術，尤其是中國哲學史上的盛事。

因為在馬王堆三號漢墓中，不但有前所未見的古兵書、醫書、房中保健書、曆書的出土；更重要的，也有不同於傳世本編排順序與書寫工具的帛書《老子》，以及亡佚已久，內藏豐富黃老思想理論的黃老帛書，乃至足以證明先秦真有《文子》一書的2790字殘簡《文子》，都在一九七三年相繼出土。這些文獻的出土，揭開了先秦儒、道、兵學與醫學、哲學研究的新頁。

緊接著是一九七五年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大量秦簡的出土，與一九九○至一九九二年間敦煌懸泉二萬多枚漢簡的相繼發現，更開啟中國秦漢歷史、政治、法律、社會，乃至漢代邊關事務研究的新頁。

到了一九九三年，湖北荊門郭店村一號楚墓曾被推斷為戰國中晚期楚太子老師（所謂「東宮之師」）的墓葬中，804枚戰國楚簡又出土了，計共13000多字的三種竹簡本《老子》、十多種儒家文獻，以及被歸為道家文獻的〈太一生水〉，再一次震驚了全世界的漢學界。因為，〈太一生水〉的「水生」觀，有別於中國哲學傳統氣化生成論，固然令人驚艷，而三種竹簡《老子》的出土，更將《老子》的寫定年代推向更早。

正當大家陶醉於郭店豐富文獻的研究之際，緊接著，如有神助似的，一九九四年，上海博物館購自香港文物市場的戰國楚簡又面世了。1200多支，計共35000多字，涉及80多種典籍的戰國古文獻的出土，更將近代漢學研究，尤其是中國文字學、哲學研究的熱潮推向了空前的高峰。其內容儒、道、兵、雜各家文獻都有，它量大，內容豐富。本文因就上述出土文獻中，相關於儒、道兩家哲學思想者，加以論述。